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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一张拍摄于1983年的照片，照片的拍摄地点位于台湾省的台北机场。照片中七名打扮得人模狗样的男人，个个都带着一副志得意满的丑恶嘴脸，正朝着人群恬不知耻的挥手，似乎十分得意。
照片中的七人从左至右分别是：孙天勤、吴荣根、高佑宗、李显斌、王学成、范园焱、刘承司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——驾机从大陆叛逃到台湾的叛徒。台湾方面之所以要给他们拍摄这张合影，其目的不言而喻，无非是想宣传造势，宣扬他们所谓的“民主”，蛊惑更多的人步这七名叛徒的后尘罢了。
照片中站在最右边的人名叫刘承司，叛逃前是中国人民海军航空兵第6师第16团3大队8中队的一名飞行员，也第一个驾战斗机飞抵台湾的叛徒。说起来也许没人相信，他叛逃的原因，居然只为了区区一块手表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与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形成了隔海对峙的局面。蒋介石一直梦想着能“”，一面对大陆沿海采取小规模武装袭扰，一面通过种种方式，对大陆进行宣传战。于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台湾海峡两岸出现了“空飘”、“海漂”等奇特的政治景观。
台湾施放的气球，携带最多的是的旗帜和传单。传单内容多是宣传，还有的是宣扬在台湾的建设“成就”和对大陆时局的评论。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些有关“”内容的儿歌。比如有一首歌的歌词写的就是：“一二三，到台湾。台湾有个阿里山。阿里山上有神木，明年反攻回大陆。”
一开始因为台湾当局财力有限，空飘的气球较小。由于靠顺风作动力，空飘的距离也不远。随着经济的恢复，台当局空飘的气球慢慢的变大。从这时起，台湾当局开始把日用品，如毛巾、肥皂、背心等搭载上气球，少数气球上甚至还绑上了一些人民币。
由于承载物的体积和重量慢慢的变大，巨型气球也就应运而生。这些有一层楼高的巨型气球升空以后，可以飘到很远的地方，有些甚至被外国人认为是“不明飞行物”。当局的宣传战，大陆方面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，开展了各种反击台湾的政治攻势。厦门地区便曾组织了许多妇女一起糊风筝，一旦风向和风力合适，这些带有大陆方面宣传材料的风筝，便像大雁一样成群结队飞向金门岛。
为了让宣传品能准确散落下来，群众想出了一个好办法：在捆绑宣传品的绳子上扎一根蚊香，点燃后放飞风筝。当风筝飞到金门岛上空时，蚊香正好燃到了尽头，把绳子烧断，宣传品就掉落到地面。
“海漂”工具则是五花八门，有酒瓶、玻璃瓶、罐头盒等，只要是能漂在海上的器具，全都派上了用场。人们把写有上“蒋军官兵投诚起义立功受奖”、“美帝国主义从台湾滚出去”、“台湾要回到祖国怀抱”等传单塞进海漂器具中，用蜡封口，在离金门几百米的海面将它们抛下大海，第二天一早，潮汐便把这些无声的“炸弹”推到了金门的沙滩上。
客观地说，台湾方面对大陆的这种宣传攻势，并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。所以蒋介石便把目光对准了在抗美援朝中被俘的志愿军。他们一面向美国人要求将志愿军战俘遣送到台湾，一边派了数百名特工，乔装混入战俘营，用各种手段威逼利诱战俘投向台湾。
1954年1月，第一批志愿军战俘被美国军舰送到台湾后，政府将这一天称为“一二三自由日”， 以“纪念从大陆被解救出来的同胞”，并给这些被迫来到台湾的人安上了所谓的“义士”头衔。
在两岸宣传战激烈的那个年代，台湾方面能说是不惜血本，想拉拢更多的人叛逃到台湾，给日落西山的政权打上一针强心针。尤其是对于的空军飞行员，更是开出了千两黄金的高额赏金。
在台湾方面的重金诱惑下，空军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个别败类。1960年1月12曰，飞行员王文炳便驾驶着一架当时先进的米格-15型战斗机从浙江路桥起飞，准备叛逃台湾。但这个叛徒的下场并不好，由于对地形不熟，飞到台湾省宜兰县上空时，飞机油料用尽，在迫降过程中机毁人亡。
两年后的1962年3月3日，海军航空兵第6师第16团3大队8中队飞行员刘承司，驾驶1架米格－15战斗机，从浙江路桥起飞，成功叛逃到了台湾。他的这次叛逃，也让海军航空兵发起了一场自下而上的彻底整顿，从司令到师长都被降职或免职，其所在大队和中队领导甚至被送上了军事法庭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
刘承司是湖南人，生于1937年，毕业于我军创办的第一所航校东北航校，叛逃前是海军航空兵6师的一名少尉飞行员。要知道在当时那个年代，作为一名科班出身的年轻飞行员，刘承司无疑有着美好的未来。但由于性格上的缺陷，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
1961年，为了能让飞行员更好地执行任务，海军航空兵第6师第16团3大队决定给每一位飞行员配发一块手表。
手表在今天的人看来不算得上什么，可在当时绝对属于奢侈品。能戴上手表，是身份的象征，更是一种荣耀。刘承司当时正在追求一位地方上的姑娘，于是特别盼望能戴上手表，好在姑娘面前显摆一下，给自己加加印象分。
当时我国的工业还不是非常发达，因此手表都是按计划实行供给制，即便是部队也不例外。因此部队也没有一次性拿到订购的手表数量，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第一时间拿到手表，其中就包括刘承司。
这本来是件小事，没有拿到手表的也不只有刘承司一个人。其他飞行员也都理解，再说部队答应最多两个月，第二批手表就能到货，到时每一位飞行员都能拿到。
但刘承司却非常气愤，感觉丢了面子。据说他是在那位地方上的姑娘面前夸下了海口，说自己马上就能拥有一块崭新的手表，但第一批手表却没有他的份，因此感觉在姑娘面前丢了面子，因而产生了一肚子的怨气。在找到中队和大队领导吵了几次后，刘承司上街买了一只小闹钟，在一次上机执行任务时，故意将闹钟挂在脖子上，以发泄心中的怨气。刚好这一幕被领导看到了，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情绪极端的刘承司闹出什么事来，于是立即让其停飞，并要刘承司写一份检讨，进行深刻反省。
一开始刘承司不肯写，还和领导吵了起来。领导严肃地批评了刘承司，并表示只要刘承司一天不写检讨，就一天不让他上机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刘承司一直把自己关在宿舍里，拒绝和任何人交流。后来据他自己说，那几天里，心情烦燥的他天天抱着收音机听，企图用这种方式解除心中的郁闷。
后来刘承司才知道，这个女声的主人名叫陈孟华，是当时台湾“自由中国之声”电台的播音员。
在当时那个年代，广播是对大陆宣传的重要工具。“自由中国之声”电台就担负着对大陆宣传的重要政治任务。它们的播报员均受过正规训练，发音字正腔圆，广播的内容包罗万象，从时事讲评、宣读当局的文告、到社会新闻等等均有，内容全都是攻击和美化的。
每天晚上，陈孟华都会在“自由中国之声”电台里鼓动尤其是空军“投奔光明、自由的世界”，并在广播中许诺若能够驾机飞到台湾，将会给予千两黄金的巨额赏赐，台湾方面还会为这样的“义士”匹配年青漂亮的美女为妻。
听了几天的广播后，刘承司的心里渐渐萌生了一个罪恶的念头：想办法驾机叛逃到台湾去！
第二天一早，刘承司便带着一份检讨书来到大队，向大队领导承认了错误，同时表明了自己想复飞的愿望。大队领导见他检讨写得很深刻，考虑到刘承司的飞行技术比较优秀，也没有为难他，便答应了他的请求。
1962年3月3日，大队命令刘承司驾驶一架米格－15战斗机进行绕场飞行训练。谁也没想到，刘承司驾机升空后，便一路向台湾方向飞了过去，于当天中午降落在台湾省的桃园机场，完成了他的叛逃计划。由于是仓促叛逃的，刘承司飞到桃园机场时还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：当时空军4104号教练机正在桃园机场进行飞行训练，按照训练计划，这次训练到中午便可以结束，所以这架教练机的油箱里并没有加多少油。
到了中午时分，这架训练机正准备降落时，机场塔台却猛地发现从大陆方向飞过来一架米格战斗机！于是塔台立即拉起警报进入战备状态，一边命令停在机场的几架战机也立即升空拦截，一边紧急关闭机场。这也导致4104号教练机无法降落，只得在机场上空绕圈。
半个多小时后，台湾方面这才弄清了这架米格的来意，随后解除了警报。可那架倒霉的教练机由于绕了半个多小时的圈子，用光了油箱里的燃料，无法正常降落。机上的两名飞行员只得硬着头皮迫降，结果迫降失败，两人双双身亡。
死去的这两位飞行员中，有一位名叫李叔元的，是空军树立的所谓“战斗英雄”。此人在1958年9月曾以AIM-9空对空导弹击落过我军一架飞机，变成全球空战史上首位用空空导弹击落战斗机的飞行员。刘承司叛逃间接造成了李叔元的毙命，从而也间接为我军牺牲的飞行员王自重烈士报了仇。
刘承司叛逃事件，是新中国建国后发生的首次飞行员叛逃成功的事件，这一事件也惊动了中央。这次事件后，海航展开了大整顿，从东航司令到大队、中队领导均被撤职或法办，6师师长由于此时在外学习未被撤职，但仍由大校降为上校。不久后，空6师的驻防地也从路桥调至上海，不再担负东海的海防战备任务，部队建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
作为第一位成功叛逃到台湾省的飞行员，对刘承司的到来如获至宝。当天下午，台湾宣传部门便迫不及待地开足马力，在所有媒体上连篇累牍地报道说：“共军一名飞行员驾机投诚”，恨不能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。
叛逃台湾后，刘承司一下子成了香饽饽，不仅受到台“国防部长”蒋经国、台空军司令徐焕升等人的接见，还赏给他黄金一千两，又特意安排“自由中国之声”播音员陈孟华陪他参观了台北、基隆等地，连陈孟华也被授予了“空中玫瑰“的荣誉称号。
之后，台湾“军情局”局长叶翔之又亲自在台北著名的园山大饭店设宴，为刘承司接风洗尘，祝他成功投奔“自由世界”，重获“新生”。
席间，叶翔之问起刘承司有什么要求，刘承司提出他很喜欢陈孟华，希望叶翔之能帮忙促成此事。对于刘承司的这个要求，叶翔之给予了拒绝，反手就将当天在席上陪酒的一名名叫蔡健美的女人介绍给了刘承司。
刘承司见蔡健美虽没陈孟华漂亮，但举手投足间风骚十足，别有一番风味，于是忙不迭地点头答应，并表示从今以后，一定会对死心塌地地效忠。
刘承司并不知道，这位蔡健美其实是台湾“军情局”的一名女特务，叶翔之将蔡健美介绍给刘承司，明显是想监视刘承司的一举一动。
不久后，刘承司与蔡健美便在台北空军新生社高调地举行了婚礼。“空军总司令”徐焕升作为证婚人亲自出席，刘承司感动不已，在向证婚人鞠躬时，就差跪下来谢恩了。
如果刘承司了解这一个蔡健美的真面目，他必然不会如此得意。这个蔡健美不仅是个特务，而且私生活十分混乱，也不知道上过多少男人的床，打过多少胎，甚至因此失去了生育能力。在与刘承司结婚后，蔡健美一直不能给刘承司生下一儿半女，在这桩没有爱情的婚姻中，两人的关系也慢慢的变水火不容。
蔡健美之所以答应嫁给刘承司，很大一个原因是她当时欠了不少赌债，急需钱来还债。而刘承司的手上，刚好有奖励给他的一千两黄金。
两人结婚后，蔡健美很快控制了家里的财政大权，连刘承司的薪水也归其支配，否则就和刘承司大吵大闹。由于蔡健美是台湾本地人，家族在台湾有一定势力，孤身一人的刘承司稍有反抗，蔡健美的娘家人便会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威胁刘承司，刘承司只能让步。
刘承司叛逃后，台湾方面给了他一个空军电台上校副台长的虚职，从来也不肯给予他真正的权力。这也是所有叛徒共同的命运，因没有人会真正信任一个叛徒，就连刘承司的“前辈”张国焘也不能例外。
在空军电台，很多下属也看不起刘承司，没有人愿意与他交往。这一点也不奇怪，谁又会喜欢一个贪慕虚荣的叛徒呢？
结婚几年后，刘承司发现蔡健美居然背着自己红杏出墙，给自己戴了顶大大的绿帽子。但由于那个男的有权有势，他也只能打落牙齿往肚子吞，与蔡健美过起了分居的生活。
新世纪初，刘承司在退休后，患上了帕金森症。由于无儿无女，蔡健美也不愿意照顾他，所以他只能住进一家养老院，在里面苟延残喘。
2017年，刘承司死在了那家养老院，终年八十岁。死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，也没有一个朋友。蔡健美甚至连他的葬礼也不愿意出席，最后只能由养老院出面将刘承司用一口薄皮棺材一装，埋在了一个公墓之中。
刘承司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人们：背叛者永远没好下场。他的一生，足以让某些人引以为戒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