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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在此之前，我看了电影《消失的她》，里边有太多的情节，在真实案件中也发生过——比如著名的泰国杀妻骗保案。

  当时我有个女性朋友说，正是因为其中有“真”的部分，才会让人更加感到恐惧。

  直到2004年，记者调查后才发现，“杀妻骗保”仅仅是这一个女人经历的众多恐怖事件之一。

  奇怪的是，车祸并未给她造成太多损伤。反倒是她身上——布满老旧的抓痕和瘀伤。

  她胸前有一道骇人的抓痕，像和人发生过打斗。同事曾在换衣服时看到过，她整个背部都是淤青。而她解释，自己只是滑倒了。

  在她住院期间，她的丈夫在病房门上贴了一张纸，写着“禁止探视”。几个月前，他还为妻子购买了总价值8万块的两份保险，受益人是他自己。

  但在当年，她的死亡只被当作肇事逃逸。案件虽然有疑点，但她没有亲人，也没太多朋友，身份也是再底层不过的脱衣郎。

  直到2004年，一位记者将她的故事写作、出版。这本书迅速在全国，乃至全球范围流传开来。

  人们才惊讶地发现，这个女孩短短20年的人生，竟遭遇了如此漫长、痛苦，甚至她自己都习以为常的折磨。

  仅仅几个月，这位记者的网站就有超过2万的点击量，读者甚至来自遥远的英国、意大利——感慨她不幸遭遇的同时，也想尽办法为她的案件提供线索。

  这14年里，没人知道她真实的过往，也没人在意。就像曾为她办案的警察说的，“她被困在邪恶的深渊，长久地被遗忘。”

  她倒在路边的水沟里，面部朝下，附近散落的东西包括一条面包、两盒牛奶，和一只蓝色的高跟鞋。

  不难判断，她刚刚经历过一场车祸。在警方推定的撞击点前后，各有40英尺的刹车痕迹。

  现场还有一根损坏的无线电天线、一个挡风玻璃雨刷，和红色的油漆碎片，非常有可能来自肇事车辆。

  没有人相信她死于车祸。医院检查发现，托尼亚全身上下，由车祸造成的伤只有三处，没有骨折，没有严重皮肤擦伤，也没有明显出血，这在车祸中很罕见。

  更奇怪的是，她身上有许多细小的抓痕和老旧的瘀伤，后脑的损伤格外严重——这也是尸检报告中填写的死亡原因，“闭合性脑损伤”。

  托尼亚并不是孤身一人。她有一个看起来比她大了不少的丈夫，克拉伦斯，和一个两岁的儿子，迈克。

  那天上午，她的丈夫克拉伦斯得知了妻子的死讯，他的反应不是悲伤、错愕。相反，他立即下令捐献妻子的器官，然后火化她的尸体，没有葬礼，没有一点告别仪式。

  克拉伦斯起初拒绝，但他最后还是让步了，唯一的要求是，葬礼上不能打开棺材。

  红色和白色的康乃馨或玫瑰，将木制的棺材围满，鲜花来自脱衣舞俱乐部的朋友或同事。

  他们坐在教堂右侧的长凳上。到场的人包括，脱衣郎，，舞场的保镖们，还有托尼亚的老顾客们，比如雷博士，一个曾用钱给托尼亚“洗澡”的小个子男人。

  他戴着墨镜，穿着蓝色西装，咆哮着走进教堂。稀疏的头发被扎成一个短马尾，还染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酒红色。头发还是湿的，刺眼的酒红顺着脖子，一路向下淌。

  “她的秘密永远都不可能被揭露，”克拉伦斯站在棺材前，手臂挥舞着，“埋葬她，让一切顺其自然，听到了吗！”

  他成功激怒了所有人。但他身旁跟着两个西装革履的壮汉，其中一个还把藏在外套下的枪露了出来。没有人敢真的反抗。

  照片中，一个大约3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，怀抱着一个5岁左右、面无表情的小女孩。他们看起来像一对父女，但没有人知道照片里这两个人到底是谁。

  在她住院时，她的丈夫曾问医生要来纸、笔和胶带，在她病房门前贴了一块“禁止探视”的牌子。任何人试图来探视，都会激起他的怒火。

  他每天开车送她去脱衣舞俱乐部，深夜再去接她。夜晚，几乎每个小时都会给俱乐部打电话，监视她的行踪。

  同事们曾想帮她弥补差额，但她通常拒绝。她会顺从地把每一分钱交给丈夫，然后承受他的怒火。第二天上班时，身上总是带着新的瘀伤。

  俱乐部的保镖注意到了她身上的瘀伤，替她打抱不平，当他试图去找克拉伦斯对质时，托尼亚的平静再也维持不下去了。

  “他会杀了你的！”这位脱衣郎尖叫道，“他到处都有关系，你不明白，别管了。”

  就在这位脱衣郎去世前几个月，克拉伦斯刚刚购买了两份人寿保险，保单都还是崭新的，合计八万美元，受益人是克拉伦斯。

  克拉伦斯告诉保险店员，他不敢相信这么快就会打来电话，“真是一个可怕的悲剧。”

  脱衣舞俱乐部的同事们，想帮托尼亚查个水落石出。至少该告诉她的家人她的死讯。他们根据托尼亚入职时提供的姓氏和家乡，寻求电话接线员的帮助，查到了好几个号码。

  “......或者你该不会是搞错了，我的女儿已经去世20年了。她在18个月大时死于肺炎，埋葬在我附近的墓地里，”女人说，“墓碑上刻着她的名字，托尼亚·道恩·塔德洛克。”

  与此同时，为了获得妻子死亡后的保险金，克拉伦斯正在为保险店员提供第三个社保号码。

  “我给你的号码是多少？”克拉伦斯说，“我今天刚埋葬了我的妻子，希望你能理解。”他表示弄混了自己的号码，又给了第三个九位数的社保号码。

  他知道，他提供的第三个社保号码，不属于克拉伦斯，而是一个名叫弗洛伊德的男人。

  他也知道，当保险店员查询到弗洛伊德的身份信息时，肯定会注意到，他是一个有近20次犯罪记录的逃犯——至今仍因违反假释条例和绑架未遂在逃。

  警方继续调查托尼亚的死因。即便他们了解，弗洛伊德有对妻子施暴的历史，并且有杀人动机——八万美元的保险单，但他们找不到任何证据。

  事故现场的油漆碎片表明，撞到托尼亚的车是红色的，而弗洛伊德的车是蓝色的。

  在托尼亚去世的四年里，弗洛伊德逃亡又被捕，即便他不断向法庭申请探视权和抚养权。但他显然不具备抚养一个两岁孩子的能力。

  迈克待在寄养家庭的前五天，简直像一场灾难。他每天都哭，发出咆哮的声音，不说话，也不睡觉，不停地用头撞地板。

  到第六天，他不哭也不尖叫了，他还是不说话，但开始注意屋子里的其他孩子，他还看了会儿电视上的卡通片。

  两岁了，他还穿尿布，没有自己上过厕所，也不喝牛奶，他第一次来寄养家庭时，瓶子里装着一半的水，一半的百事可乐。

  照顾迈克需要无限的耐心，但他的养父母做到了，来到新家三个月时，迈克终于学会不用大哭来表达情绪，四岁时，他终于学会了上厕所。

  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词语不是对托尼亚，而是对养母说的。迈克说，“妈妈”。几天以后，他学会了叫“爸爸”。

  他用八万美元的保险金聘请了律师，律师出示了一份证明，证明弗洛伊德完成了家长培训课程，还出示了弗洛伊德和托尼亚的结婚证书，证明两人在1989年结婚。

  1994年，这位脱衣郎去世四年后，弗洛伊德多次争取迈克的抚养权无果。于是他拿着一把枪出现在学校，绑架了六岁的迈克——

  警察认为，这起绑架案很危险。弗洛伊德有许多犯罪前科，还是一个恋童癖，他曾因绑架并一个四岁的女孩，被判处10-20年徒刑。

  只是她不明白，这个女孩的名字明明是莎伦，怎么变成了托尼亚？更让她震惊的是，这样的一个男人明明是她的父亲，怎么会变成她的丈夫？

  “......你知道，尽管我们都觉得他有点疯疯癫癫，但考虑到莎伦的成长，我们都认为他是个好父亲。”詹妮弗——托尼亚高中时最好的朋友回答。

  “这是啥意思？”警察有些疑惑，他们眼中的托尼亚，或者说莎伦——她是一个，一个脱衣郎，在塔尔萨和佛罗里达的俱乐部跳舞，还非婚生了一个孩子。

  “脱衣舞娘？你在说什么？我认识的莎伦，我最好的朋友，是一个优等生。她加入了后备军官训练营，还获得了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奖学金。”

  有那么一会，警察们无法相信詹妮弗的描述——莎伦的成就、梦想和未来。那是他们从未了解的过去。

  那是1984年的夏天，两个女孩在夏令营相遇。詹妮弗记得，莎伦很瘦，很有魅力，甚至有点像个模特，她有一双漂亮的蓝眼睛。

  夏令营的第一项活动，是让学生们拿着一张纸找陌生同学签名，并写下一句线个为詹妮弗签名的人，她写，“计划上大学。”

  “佐治亚理工学院，”莎伦说，“我想成为一名航空航天工程师，为美国宇航局工作。”

  很快，她发现莎伦的梦想不只是说说而已。这一年，莎伦转学到森林公园高中，成绩单上大部分都是A，只有少数几门课程是B。

  秋季学期结束时，她在总分1600分的大学理事会考试中，获得了1120分的高分。莎伦的成绩很好，但她自己并不满意，她要在六月份再次参加考试。

  莎伦在学校里也很受欢迎，她参加了各种课外活动，加入了美国未来商业领袖俱乐部、后备军官训练队、初中毕业舞会委员会等，还被选为了学生会成员。

  她能够训练学员，让学员们服从她的指令。当莎伦主持每周一次的训练和与其他学校的团体训练时，她比任何人都更有激情和领导力。

  不管她在哪里，在干什么，每天下午4:30，莎伦都要准时回家照顾父亲，也就是弗洛伊德。

  据莎伦说，她的母亲在她年幼时因车祸去世，因此她每天放学都得回家给父亲做饭、打扫房间。

  后来，莎伦无意间跟詹妮弗透露过，她每晚都要帮父亲按摩，以缓解他的关节炎。

  细心的老师先是注意到了她的衣着。莎伦总是穿着花哨的衬衫和短裙，似乎带着一些俗气或挑衅的暗示。颜色也并不搭配，就好像一个缺乏时尚感的人在帮她搭配衣服。

  她在森林公园高中，似乎没有一点亲密的朋友。即便莎伦很友好，总是和别人聊天，但每天都不是同一个人。

  即便是最熟悉莎伦的詹妮弗一家，也会察觉到她提起父亲时的不自在：她会感到紧张，甚至轻微地口吃，双手合十，用力地按压在一起。

  第一次见面，弗洛伊德便问詹妮弗的父亲，能否借给他一些钱。尽管他说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了，但詹妮弗的父亲还是拒绝了这个请求。

  后来他送莎伦去詹妮弗家玩耍时，再次问詹妮弗的父亲借300美元，结果再次被拒绝。

  结果推开家门才发现，父女俩出现在客厅里。弗洛伊德蜷缩在客厅的沙发上，似乎在睡觉，而莎伦坐在旁边的椅子上，她低头看着地板，哭泣着，搓着双手。

  “我这该死的背，让我不得不坐下。”詹妮弗兴奋地拉着莎伦上楼，弗洛伊德还在抱怨，这些该死的医生如何帮助不了他，他如何无法工作，什么都做不了。

  詹妮弗的父母只感到愤怒。车库的门关着，房子的警报器开着，他们不知道，这对父女是如何在没有钥匙的情况下进入房子的。

  莎伦成绩好，又乐观积极。她缺失母爱的童年经历，总是激发詹妮弗对母亲的爱。她从不干预两个女孩愈发深厚的友谊，甚至同意詹妮弗去莎伦家住一天。

  她的母亲开着最新款皮卡，把车停到了狭窄、满是垃圾的街道上，莎伦家位于街道的尽头，右侧最后一栋房子，门前全是杂草。

  但这丝毫不影响女孩们见面的喜悦，她们紧紧拥抱在一起。詹妮弗的母亲留在车里，摇下车窗，打了个招呼，然后驶出了车道。

  左边是餐厅和厨房，右边是一条通往卧室的走廊。詹妮弗朝弗洛伊德的房间里看了一眼，几十盘黑色的录像带，一盒叠着一盒，排成一排靠墙放着。

  莎伦的卧室在最右侧，和詹妮弗想象的一样，房间里摆满毛绒玩具、几只洋娃娃，架子上还放着一只棕色的泰迪熊。还有书，小说、杂志，和几十本《读者文摘》。

  莎伦说过，她喜欢读书，她想象自己是故事的一部分，身处世界的某个遥远角落。

  每个房间的入口处，都挂着一条长长的窗帘。詹妮弗想，可能是弗洛伊德买不起门，她听父母提过，他总为钱的事情发愁。

  他们闲谈了一会，弗洛伊德说，“你知道吗，你太漂亮了，就像莎伦一样。”尽管詹妮弗有些尴尬，但她不介意这样的恭维。

  女孩们尖叫起来，詹妮弗只有14岁，她从未想过踏入舞厅，也没有合适的衣服。但没关系，弗洛伊德告诉她，莎伦肯定有适合她穿的衣服。

  莎伦为詹妮弗挑了一件带有黑色虎纹的粉色迷你裙，她则穿着露肩衬衫和迷你裙。詹妮弗很兴奋，兴奋到没注意到梳妆台上的内衣、睡衣、比基尼和露裆内裤。

  她们看起来显然是未成年。但弗洛伊德有法子，他凑在保镖耳边，不知说了什么，两个女孩便顺利进入了酒吧。弗洛伊德只把她们带到酒吧中间，便决定离开。

  站在舞厅中央，詹妮弗有些尴尬。她也跳过舞，但都是在家，在她的卧室里，她不确定自己跳得如何，眼神一直盯着莎伦。

  他们中的一些试图和莎伦跳舞，看起来三四十岁，还有的衣衫褴褛，穿着褪色的牛仔裤和T恤，身上有股难闻的味道。但都被莎伦拒绝了。

  夜晚，她们回到家，女孩们走进莎伦的房间。弗洛伊德把头伸进门帘，告诉她们准备睡觉了。

  那天夜里，女孩们脱掉了衣服，在房间里放肆地大笑。她们为夜晚的舞蹈兴奋不已，回想起酒吧里的男人试图和她们跳舞的尴尬场面，笑得更大声了。

  她注意到弗洛伊德手里拿着枪。她注意到莎伦赤裸上身，只穿着白色内裤和蓝色带花边的袜子，身体颤抖，双手紧握，凝视着地板。

  这一年，她终于有机会触碰到梦想。三月的一个下午，詹妮弗家的电话响了，当她接起电话时，能听到的只有尖叫声。

  两年前的夏天，她们在夏令营相遇时，莎伦便谈论她的梦想。现在，她所有的努力、学习和课外活动都得到了回报。

  她打算进入佐治亚理工大学，成为一名航空航天工程师，最终为美国宇航局工作。

  “我为他打扫，为他做饭。如果我不照顾他，谁来照顾他？”莎伦说，“我们没别人了。”

  他甚至买下了1986年森林公园高中年鉴上的整版广告。这事并不罕见，只是普通的版面背景，通常是可爱的童年照。

  而莎伦的版面上，是一张成熟的黑白照片，照片里的莎伦摆出端庄的姿势，衬衫领子竖起，领口敞开。

  当人们问起时，她总说自己无法克制住食欲，从蛋糕到薯片到冰激凌。几个老师私下悄悄问过莎伦，问她是否怀孕了。每次得到的答案都是否认。

  得知这一条消息，弗洛伊德非常生气，他禁止莎伦跟毕业班同学一起去领取毕业证书，还要求她放弃佐治亚理工大学的奖学金。

  莎伦的情绪陷入低落，她决定和男友私奔。两人向西去了阿拉巴马州，但没过多久，就被弗洛伊德在一家汽车旅馆找到了。

  这段时间，詹妮弗也陷入低谷。她一直被关在家里准备考试，父母甚至不允许莎伦来探视。

  等两人再联系上时，莎伦告诉詹妮弗，她怀孕了，她将放弃佐治亚理工大学的奖学金，她要和父亲搬去另一个州。莎伦答应詹妮弗，不会和她断了联系。

  莎伦生下了一个男孩。她仔细描述了关于儿子的细节——痛苦而漫长的分娩、孩子的出生、他的体重，还有收养他的富裕家庭。

  弗洛伊德替她找到了一对夫妇，两个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医生，住在一所大房子里，他们甚至为婴儿准备好了私人保姆。

  最后，莎伦写下了和这一个孩子在一起的几分钟，她是如何触碰他的手、脚、手指和脚趾。那是个漂亮的男孩，当护士把他带走时，她难过得快要死了。

  她来到了一家名叫“激情”的脱衣舞俱乐部。起初，她因为奇怪的身材吸引了人们的注意，她的隆胸看上去很不自然，隆起的又圆又硬，对于她矮小的身材来说太饱满了。

  托尼亚告诉同事，她来自阿拉巴马州，曾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一家俱乐部里，学会了当脱衣郎。

  她常以青少年的形象表演，穿着低胸校园毛衣、百褶裙、波比短袜和高跟鞋出现在舞台上。很快，托尼亚在“激情”俱乐部吸引了一小群追随者。

  托尼亚说，她害怕克拉伦斯，谈论起他，她甚至会颤抖。很久以前，她曾两次试图逃跑，但她两次都被找到。克拉伦斯说，如果她敢逃跑第三次，他就杀了她。

  迈克满两岁了，他可以从一数到十，并背诵字母表的A到H了。托尼亚总是不吝啬表达对儿子的爱意，她握住他的手，亲吻他的脸颊，和他说话时总是面带微笑。

  每当父亲试图握住迈克的手时，他总会拒绝，转向母亲寻求安慰。他伸出双臂，让她抱起他。然后把头埋在母亲的胸口，双臂紧紧搂住她的脖子。

  “如果他发现了，他会杀了我和迈克。”托尼亚说，“但我不能忍受他，也不能忍受和他生活在一起了。”

  过去，她完全地活在弗洛伊德的控制之下——她顺从丈夫的要求，每天必须赚够200美元。她总是带着伤痕出现在俱乐部，却从不反抗。

  即便是小事，同事说“我们带迈克去动物园怎么样？”她也拒绝，“我不能单独带迈克出门。”

  但那段时间，托尼亚的身体确实发生了变化。托尼亚精力充沛，笑容更多了，话也更多了。她甚至简短地谈到过，她想去上大学，想成为一名护士。

  1990年，莎伦去世时，档案里显示的年龄是20岁。她出生在1969或1970年。

  1995年，一位汽车修理工在一辆白色福特小卡车里，发现了一个破烂不堪、被胶布缠着的包裹。

  其中一个女孩，金发碧眼，穿着并不合身的、挑逗性质的衣服，摆出露骨的姿势，张开双腿，露出。

  所有人都能意识到，莎伦和弗洛伊德生活在一起时受到了虐待。但这组照片却把最真实、丝毫没有保留的真相呈现在人们眼前。

  另一个常常会出现的女孩，20岁左右。她没穿衣服，双手被绑在身后。她显然被打了，嘴唇肿胀，血淋淋的，鼻子周围还有血迹。很难判断她是否清醒。

  那是一具在水下沉了多年的无名女尸。她的肉体早已腐坏，只剩下骨头、牙齿、头发，一些衣服和珠宝。通过比对无名女尸的衣服，和身上的伤痕。法医基本能断定，照片中的年轻女人，就是这具无名女尸。

  在莎伦去“激情”俱乐部之前，她曾在佛罗里达州坦帕的一家俱乐部当脱衣郎。也是在这时，她和弗洛伊德遇到了这个年轻女人。

  她是个意大利女人，有一头浓密的黑色长发。她曾经是选美冠军，渴望做模特，登上《花花公子》杂志。

  弗洛伊德和莎伦曾雇佣一个15岁保姆来照顾迈克。这个保姆亲眼见过，弗洛伊德不小心播放了一个录像带，画面中是半裸的在沙滩上跳舞的两个女孩——莎伦，和她的好友，这个意大利女人。

  1989年，这个意大利女人被报失踪那一年。莎伦和弗洛伊德双双改了名字，他们在阿拉巴马州的墓碑上选取了两个名字，托尼亚和克拉伦斯。

  最终，因为谋杀这个意大利女人，弗洛伊德被判处死刑。2023年1月，在死囚牢房里度过了20年后，他因病去世。

  1943年，他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，是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。父亲酗酒，还常常使用暴力，他印象最深的画面，就是父亲喝完酒回家，手里拿着皮带，而他和家人们一起躲在床下。

  父亲去世后，因母亲无力抚养，他便被送进孤儿院里。在孤儿院，他因为“女性化”受尽欺凌。六岁时，他被一群男孩用扫把。

  接下来的十年，他犯下各种罪行，在小卖部偷巧克力棒，打架之后试图逃跑，还有一次，他被抓到后，被一锅热水烫过手。

  1962年，他绑架一名四岁的小女孩，并了她。1963年，他抢劫了一家银行。随后入狱。1972年，他出狱进入中途之家。

  一位法官曾说，“他有一个显著的特点，那就是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。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看待这样一个世界，由自己的需要驱动，完全不考虑他人。”

  而直到弗洛伊德被宣判死刑，人们仍然不知道，莎伦的线年，一个名叫马特的记者记录并出版了莎伦的故事，书名叫《一个美丽的孩子》。

  这本书的出版，促成了案件的进展。这个记者收到了一封匿名邮件，“莎伦亲生女儿的DNA能提供帮助吗？”

  在迈克之后，莎伦还生育过第三个孩子，是个女儿，出生便给她找了个人家领养。领养女孩的人家曾问过莎伦，是否要看一眼孩子，她说，“不要，我没有很好的方法。”

  他只为自己感到骄傲，他回忆起当莎伦被送往医院时，是如何呼唤他“爸爸”的。就像在称赞一个杰出的作品。

  莎伦的真实名字，叫做苏珊娜·塞瓦基斯。在弗洛伊德不断流窜犯罪时，他认识了莎伦，或者说苏珊娜的亲生母亲，两人陷入恋爱。

  当时她刚和丈夫离婚，带着几个孩子生活，苏珊娜是其中最大的一个。她和弗洛伊德结婚以后，因为购物时没有付款，被判了30天。等她出狱以后，几个孩子都不见了。

  她试图寻找过几个孩子。但警察告诉她，她和弗洛伊德属于丈夫妻子的关系。这是家事，警察不管。

  他死在弗洛伊德绑架他的第一天。这个六岁孩子的失控，把弗洛伊德推向崩溃的边缘。

  在迈克遇害当天，有人报警，说在俄克拉荷马州州际公路休息区，看见一名可疑男子带着一个小男孩。这像极了弗洛伊德的描述。目击者告诉警方，小男孩被埋在离开俄克拉荷马州的最后一个州际公路出口附近。

  事情已逝去了20年。找不到迈克尸体的痕迹，才是最大有可能发生的。甚至他的骨头都会被野兽吃掉。——可万一呢？

  2018年，记者马特写作了故事的后续，书名叫《寻找莎伦》，讲述她真实的身份，和儿子的命运与结局。

  2022年，奈飞拍了一部纪录片，叫做《照片中的女孩》，取材于这两本书，记者马特也是纪录片的制片人。

  在童年时代，她是一个恋童癖的女儿。在青年时代，她被当作一个教育。而当她成年以后，她被迫成为了一个杀人犯的妻子，跟着他改名换姓，四处流亡。

  她甚至已经向詹妮弗的母亲开口，“你觉得我能留下来和你们一起生活吗？”但当她们继续往下追问，她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时，莎伦什么都没有说。

  当她生下第三个孩子以后，她明明拥有和领养的母亲独处的时间，可以说“我需要帮助”“救救我”。但她还是什么都没有说。

  她被性侵，被打扮得超出年龄的性感，去隆胸，甚至最后成为脱衣郎。莎伦的一切举动，都符合弗洛伊德的想法。

  除了弗洛伊德，莎伦从未有过固定的关系，她们总是搬家。每当她有了新的朋友，弗洛伊德便会斩断这一切。还有暴力，一切反抗都意味着更大的暴力。

  服从慢慢的变成了本能，甚至她的内心，也是被控制着的——她才会在最后的生死关头，还在呼唤“爸爸”。

  当迈克在寄养家庭能够正常表达以后，他曾描述过一段梦境，他总是待在黑暗的地方，似乎是壁橱里，他哭喊妈妈，但妈妈已经走了。最后来帮助他的，只有弗洛伊德。

  没有人能够想象，在这样一个家庭里——父亲是个有多次犯罪记录的恋童癖，母亲又无法常常守在身边——孩子将如何长大。

  但莎伦已经没办法再忍受了，尽管失败的可能性很大，而且几乎必死无疑。但莎伦想努力表现得像个妈妈，拯救她的孩子。